女法官汪洪：心系劳动者 常做“分外事”

汪洪（左）在工作中为市民解答问题。受访者供图

汪洪工作照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（深圳晚报记者 伊宵鸿）

　　相比那些刑事大案要案而言，劳动争议案件显得十分琐碎而单调，案件标的多则几万，少则几百块，有时还经常遇到情绪极端的当事人。可就是这样的繁琐的小案子，作为法官的她总是设身处地从当事人角度出发，关注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寻求救济的苦楚，也关注每一个用人单位对公正司法的渴望，从不因为案件“小”而忽视办案的细节，她就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庭庭长汪洪。

　　2002年7月，汪洪硕士毕业进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正式开始了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日子。劳动争议案件虽然枯燥，但她认为民生无小事，在努力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同时，也希望把司法的公正和人文关怀送到他们身边。

　　选择调解帮劳动者解决困难 做“分外事”协调公司补缴社保

　　汪洪在工作中渐渐发现很多劳动者相对缺乏自我保护能力，有些当事人工作了半年连张工作证都没有，出现劳动纠纷时又因为举证不够，经常是赢了道理输了官司；还有部分案件，劳动者赢了，拿到张判决书，公司却拒不支付，申请执行又要花时间走程序，很多劳动者受了工伤，更是拖延不起。对于急等钱生活的劳动者来说，判决书可能只是张纸，无法为他们解决任何问题。遇到这样的案例，汪洪便会选择调解，尽可能最大程度保护劳动者。

　　有时候，为了让双方当事人都获得满意的效果，汪洪在进行裁判或者依法调解之后，还会帮助劳动者协调公司补缴社保，这项工作已不是法官“分内”的工作了，“有人会将调解误认为是和稀泥，其实调解是法官审判的一种独特手段。”汪洪说。

　　打工者讨工伤赔偿走极端 汪洪两次冒台风前往劝解

　　王某是一位工厂的员工，因工受伤，被评为九级伤残，因为工伤赔偿争议诉至法院。在该案审理期间，双方当事人对立激烈，厂方无意调解结案。王某听说工厂近期将迁离深圳，心急之下携汽油瓶和打火机前往工厂，声称要与工厂同归于尽。

　　汪洪在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去工厂劝说王某，得知他家里有两个孩子，眼看开学在即，急等着拿钱回去交学费，然而工伤赔偿款一直未能拿到，绝望之下才想到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。王某好不容易被劝说好了，工厂老板却避而不见。第二天，汪洪和助理冒着台风再次赶到厂房，工厂老板被当场感动了，表示马上付款。王某领到调解款准备回老家前，特意来看了汪洪，他说，“有你这样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法官，我还会来深圳打工。”

　　改判深圳首宗乙肝歧视案 大胆创新赢得耶鲁法学教授赞许

　　汪洪常说法官不是案件的搬运工，不能只机械适用法条，遇到疑难案件要运用智慧解决纠纷，做出有理念的审判，打造有温度的司法。“法律很多时候是滞后的，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，法官更要凭借对法律价值的判断，厘清关系，作出恰当的裁判，用法律的价值理念保护当事人。”

　　在深圳首宗大学生乙肝歧视案中，汪洪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中大胆引入民法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，改判歧视公司赔偿大学生小肖5000元。“钱可能不多，但给小肖带来的鼓励可能是终身的，我想通过判决告诉他，司法是支持他的，法律是保护他的。”

　　小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2011年来深求职，通过一家电子公司的面试、笔试，但在体检时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，公司通知他说有了更好的人选，无法录用。倔强的小肖认为公司因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拒绝录用，随后以就业歧视将这家公司告上法庭，可在仲裁和一审时他均败诉了，案件上诉到中院。

　　二审开庭时，汪洪非常注意庭审技巧，不直接询问公司为什么不录取小肖，而是问公司录取的流程，人事经理回答：“很简单，通过面试、笔试就行。”通过这一番问答，汪洪确定该公司存在就业歧视，因为小肖已经过了面试、笔试，无非是多了体检这道程序。

　　然而判决时遇到了新的难题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主要针对已经缔结了劳动合同、存在劳动关系的双方，且无明确规定涉及乙肝就业歧视需要赔偿的条文。汪洪说她当时翻遍现有的法律法规，查阅国内外很多资料，依然找不到判案依据。后来，她将传统民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，大胆引入劳动权利救济体系，最终认定公司存在用工歧视。

　　小肖在拿到判决书后，非常感动，他说：“我虽然不是学法律的，但从您身上看到了公平正义，更看到了智慧与水平，等我找到工作后，也要自学法律知识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”案件判决后，汪洪撰写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，耶鲁大学一位博士生看到后专程前来拜访，她才知道这宗案件竟是当时国内查到的仅有三个案例之一。“听说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对此特别惊讶，连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判决。”

　　拒绝为漠视家庭、蔑视法律的一高三教师调解

　　在办案7年间，汪洪的年调解率高达70%，至今无一起投诉，被称为法院里的调解高手。可是也有人不理解汪洪，甚至有些案件当事人的律师都说，劳动争议案件标的小，法律关系又不复杂，判决书制作简单，干嘛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口舌去调解呢？

　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开完庭制作好判决书，再让助理送达，这单案件就了结了，而调解有时需要比判决多十倍甚至百倍的时间和精力，还不一定被当事人理解，还可能带来误会和谩骂。不过，汪洪觉得劳动争议案件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有些当事人拿到判决书不一定会真正的理解，如果她多花费一些耐心、时间和精力，利用调解多宣传法律，真正做到案结、事了、人和，岂不更好。

　　当然，被称为调解能手的汪洪并不会每一宗案子都去调解。2013年，深圳某学校高三老师陈某被学校以“违反学校规章制度”为由辞退，他一纸状书将学校告上法庭，仲裁一审均判陈老师胜诉。汪洪接手这个案子后，通过调查发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劳动纠纷，而是另有隐情。原来陈某有一位同居多年的女友，并育有一名12岁的女儿，学校老师同学都见过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已婚已育的。

　　因母女都在老家居住，寂寞难耐的他隐瞒已有家室的身份，开始和一个姑娘交往，并常常以未婚夫的身份出席女孩的各种交际场合。后来，女孩知道此事后，非常难过，来学校吵闹，很多师生也目击了这场闹剧。学校召开校务会，认为陈某已经违背了教师职业操守，不适合再担任学校高三班主任、英语老师，而仲裁和一审判陈某胜诉，让学校赔偿。

　　二审时，汪洪没有考虑当事人调解意愿，判决陈某败诉。她认为教师不仅是一份教书的工作，尤其作为一名高三老师，对学生来说更应为人师表，以自己良好的行为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。“那个女孩不知他的真实情况，事情发生后，陈某还矢口否认所有的经过，如果他胜诉岂不是告诉学生这是正确的行为。”

　　汪洪说，自己的原则是，“该调解的时候再累也要去调解，但一些案子无法调解，需经过判决创设规则，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。”